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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苇:当诗歌面对“无边的现实主义”

2016年06月28日09:13  

 

 

沈苇,诗人,散文随笔作家。1965年生于浙江湖州,大学毕业后进疆,现居乌鲁木齐。新疆文联《西部》文学杂志总编,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。文学创作一级。著有诗集《沈苇诗选》《沈苇的诗》(维汉双语版)《我的尘土 我的坦途》《新疆诗章》《在瞬间逗留》等8部,散文集《新疆词典》《植物传奇》《喀什噶尔》等6部,评论集《正午的诗神》等3部,另有编著和舞台艺术作品多部。诗歌和散文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西、日、韩等十多种文字。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节。获鲁迅文学奖、刘丽安诗歌奖、柔刚诗歌奖、十月文学奖、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李白诗歌奖提名奖等。

 

 

1975年9月9日,晚年穆旦在给东方歌舞团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……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。问题是,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,然后再写自我,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”。同年10月30日,他又给郭保卫写信:“过一百年,人们要了解我们时代,光从浪漫主义看不出实情,必需有写实的作品才行。”被剥夺了写作权利、但在诗歌观念上从未犯过糊涂的穆旦,是睿智的、先见的,他的诗就像他笔下的“旗”,插在苦难大地,又铺展到无垠天空。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,诞生了新诗史s上最早、最成熟、也最具中国气派的现代诗。

新诗百年,当下诗人置身于更替的现实主义之中,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无边的现实主义”(罗杰·加洛蒂语):强悍的、猛进的、迅疾的、莫测的、裹挟的、惨烈的、极度现象化的、极度影像化的、极度信息化的……当生活的文学性远远超过文学的文学性,意味着悲剧与灾难已超过人类的想象,对痛苦的体验也到了极限。米沃什在绝望时刻说过这样的话:“每分钟世界的惨状使我惊讶;它是那样可笑,我简直不懂文学怎样会希望来同它较量。”诗人已不是“世界的立法者”,诗歌远离了圣言时代(佛陀、圣经、古兰经时代),也可能远离了创造力最为强盛的时代(先秦思想、盛唐诗歌),这里,此刻,没有别的,只是一个无边现实主义的时代。

后文革时代的毒素尚未肃清,新蒙昧时代却已经到来,带来新的昏暗,新的虚无。“天人合一”的理想早已终结在中国古人的哲学与诗篇中,当代生活在精神层面上意味着混乱与多元、缺失与贫乏、焦虑与崩溃。我们要谈一谈超越吗?被一再强调的、简化了的“超越论”包含着可贵的雄心与洁癖,却在增添一种额外的焦虑。当思想简化为娱乐,对“娱乐无限”和“娱乐至死”的标榜,只能证明集体的、社会性的忧郁——不是抑郁症又会是什么?!文学的读者在流失,变成了“到此一游”的消费者和浏览者。也许到了需要为书籍建一个巨大墓园的时候了,以便后辈们记住并传承一个书的清明节。与此同时,文学变成了一个个的消息,文学不再是文本在说话,而是作者在说话,活动和奖项在说话,最后还是消息在说话。批评也出了问题:批评被现象绑架,进入不了文本;批评不链接时代,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无关;批评以“过早的骚动”(雅斯贝斯语)来迎接进入当下的的每一件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物。

新蒙昧时代应作如是观:

 

新的穴居。我的幽暗/链接广大的虚无/那过剩的、多余的……/像泥浆,统统流过全身/我感到自己/只是未来的一个毛坯/一堆官能强迫症的/焦虑素材//大约如此——/万物图像,构筑乌有之乡/今天我遇见几个影子客/他们是我健在的亲人/已经如此——/当群山发出狼的嚎叫/星星们回应了几声呜咽……//只有瞎子能看见他的美神/只有聋子能听到大音稀声/只有哑巴能唱出他的《安魂曲》/有一个舌尖上的祖国/还有一种舌尖上的饥饿和荒凉//新的蒙昧。这就是我/可以拥抱的世界暗夜吗?/但一个声音说:/“更自闭,更敞开!”(拙作《新蒙昧时代》,2012年7月19日)

 

在此境遇之下,诗歌和诗人需要更自闭、更敞开,这是新穴居时代的自闭和敞开,是一只珍珠之蚌的自闭和敞开。其目标是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、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,深化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,重建我者与他者的关联,培育诗歌向内、向外的力量。这是一种融汇,在至高意义上,是东方式的冥思(佛陀)与西方式的行动(浮士德)的结合,也即缅思精神与行动哲学的一次联合。如此,诗歌才能成为“世间博爱的镜子”、“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”(帕斯语);诗歌才成为监禁的世界的对应物,创作则上升为异化的对应物。

新诗百年,抵抗流亡并继续流亡于母语中的诗人们,已与时代命运、家国命运和内心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。母语是最后的避难所,也是一座移动的坚不可摧的堡垒。诗的进程就是时代命运、情感和心灵的进程,是时代文化最核心、最深层面的进程。需要继续诞生有活力、有良知、有方向感的诗人,否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会衰退,就会被消费文化所吞噬、埋葬。基于此,诗人需要建立起两种关联:与词语建立的“幸福的关联”,与无边现实主义建立的“痛苦的关联”。这种“痛苦”其实是诗人的荣幸与责任,也是语言作为“道德之首”(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编撰者马赫穆德·喀什噶里语)的责任。与其说诗歌是预言和告诫,还不如说是见证与提醒。如此,新诗百年之后的诗人,仍将发明新的颤栗、新的还魂记、新的死而复生。“将诅咒变成葡萄园”,并不意味着生存体验和负面经验的赞歌式的转化,也不是薇依质疑的“直接与恶相对应的那种远非高层次的善”,而是将它们转化为一种语言的、内心的、生存的力量,并且,在说出足够多的“不”之后,更加有力地说出“是”。

与“无边的现实主义”相毗邻的是一个“现代性”的概念。它像日常现实一样不可回避。它诞生于向外、向内(宇宙的和心理的)的中间地带,一个名符其实的灰色地带。人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一地带的孤儿,既无根亦无翅,并且正置身于惊涛骇浪般的现代性之中,乌托邦理想已不再是“现代性”的典型特征,生态危机,网络幻觉,对天灾人祸的预感和宣告,威权压力,民族隔阂,暴力与非理性……等等,不仅仅是人群中敏感的少数派(诗人)的日常境遇和现实困扰,而是更多地揭示了集体性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状态。帕斯说,所有的现代诗人,无一例外都是现代性的强烈的敌人,是敌人兼牺牲品。他进而指出:“只有现代人才会如此全面并声嘶力竭地反现代,就像我们所有伟大的诗人那样。现代性,以批判为基础,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。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、最生动的表现之一。……诗歌抵制现代性,然而当否定它时,会使它更有活力。既是对它的批驳,又是对它的挽救。达到了这一点,我们便返回了自己思考的开端。”(《批评的激情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)新诗百年之际,既是总结的时候,更需要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切身的、现实的“开端”。

当代诗歌的软肋之一是对无边现实主义和批判的双重规避。或者轻易陷入了对灾难的即时的、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,一种娴熟的“日报式”写作。这种写作遮蔽了面容和身躯,遮蔽了人的真实和内心的真相。当死亡人数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(197人?),7·5的真相就被掩盖了。自杀式袭击金水桥的三口之家,同样看不到关于这个维吾尔族家庭的背景和个人资料。有人在汶川地震之后做过一个行为——在网上收集、公布死亡公民的姓名,通过举哀、默念,使冷冰冰的统计数字重新变成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。失去了名字的世界即是失去象征的世界,是荒凉无比的,是不可居住的。诗歌的追求是体验人、还原人、复活人,揭示情感的深度和内心的真相,它是一种古老的“人的神话”,呈现的是包括人与世界关系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一致性。但当代艺术(包括诗歌)的一个顽症和痼疾是“自我”的无限放大,并且用“超越”去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,从而遁入绝对的“自我中心论”,而不是“自我的距离化”,更谈不上“他者的自我化”。个人经验的无限放大,技术至上主义,以及对日常经验的抄录式的叙事,从某种角度来说,其本身就构成了冷漠的现代性的一部分。

也有人遁入了轻松愉快的“超越论”,所谓对现实与物质的超越。那么,我们首先必须一问:何谓现实?何谓物质?何谓超越?强调诗的精神作用和意义,就像强调它的慰藉功能一样,是没有错的。但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“超越”,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“精神构建”。我想说的是,我们能不能沿着虚幻的“超越之路”回来?回到常识、大地和根子。“超越”的反义词是“沉沦”与“沦丧”,但我们更倾向于“回返”和“沉溺”:向着时间与历史沉溺,向着土地与现实回返,不会有错。我们常常指责诗歌是“离地万里”的艺术,但它的另一个伟大向度是:掘地三尺。所以,诗是根与翅的混合体,是超越与非超越的一场漫长角力。

当代价值的分崩离析必然导致诗的警觉、思的行动,导致心灵的诚实、手段的综合以及与重要传统的接轨。诗在过滤现实,所以诗人是一个滤器;诗人在靠近那个不好也不坏的“物”,所以诗歌变成了第二现实中的“物”。要害的一点是,语言与现实,心灵与物质,沉沦与超越,仍是一个并置的混为一团的现实。当然,这是一个迷茫的现实。换言之,诗要实现的是抽象观念与具体事物的并置、想象与现实的同在,去寻求斯蒂文斯所说的“幸福的关联”,从中获得情感的丰沛、语言的张力和文本的结实。惟其如此,诗才能成为我们的“最高虚构”和“言之寺”。

正如一首诗只有通过阅读和朗诵才被分享、一个词只有在呼应的环境中才能鸣响,当一个诗人置身于无边的现实主义,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、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。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心灵,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。自然之死、同类之死,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。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“一体同悲”,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。诗歌仅仅体验自我是远远不够的,诗歌需要体验他人。对他人苦难的同情,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,其实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、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。拉吉舍夫被誉为“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”,当他在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》中写下“看看我的周围——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”时,别尔嘉耶夫说,“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诞生了”。我相信,这个受伤的时刻,也是俄罗斯诗人和人类诗人诞生的时刻。

或许,人类学“从本己到他者”的研究方法可以教益和启发诗歌。但人类学更像是一门仪式化的社会知识和田野知识,不关涉情感与审美、心灵与诉求。人类学方法论中,“你”和“他(她)”是第一个“我”,而“我”是一个临时的转瞬即逝的“我”。所以,“你们”和“他们(她们)”代表了一切。换言之,自我是一个他者,上帝则是最伟大的他者。他者的自我化和自我的他者化,可能是迷茫的、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出路之一。诗歌与文学的重要功能,便是通过体验他者之痛来分担他人之苦。体验他者的前提是,诗歌必须接近人群、进入他者,这就是巴赫金著名的“躯体理论”:“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:接近人群,打入人群,与之结合,融合于其间;不单是同人们,是同民众人群,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,不要有任何距离、等级与规范,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。”(《巴赫金文论选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)

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,我们需要杜甫式的诗人——时代的“诗史”诗人,与李白式的高蹈浪漫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维度。明朝末年的杜甫研究者王嗣奭评介说:“非亲见不能作,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。公以事至东都,目击成诗,若有神使之,遂下千秋之泪。”冯至在《杜甫传》中这样写到诗人的暮年:“他老年看花,模糊不清,好像在雾里观看一般,但是他看湘江一带人民的痛苦,却看得和从前一样清晰。”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,我们需要穆旦所说的“时代作品”,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——写出自我的同时也意味着写出了时代和他人。罗杰·加洛蒂在研究了毕加索、圣—琼·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写下《论无边的现实主义》一书,他更新并拓展了“现实主义”这一概念。他说:“应该开放和广大现实主义的定义,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,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,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。”(《论无边的现实主义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)。罗杰·加洛蒂认为,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,其原理有三点:

 

一、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,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;

二、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;

三、我们每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。

 

作为灵魂的客观物,一种向内、向外的艺术,今天的诗歌,是这个高度媒介化、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,反抗遗忘,抵御野蛮裹挟,确立并更新自我,免于心灵碎片化、齑粉化的一种力量;今天的诗人,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,以“在场”而非“抽身”的方式获取滋养、力量与气象。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,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发言:“每一次健康的努力,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……”

 

 

来源:中国诗歌学会

(责编:大河、中国诗歌学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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